第六届国际艺术评论奖（IAAC）现正面向全球公开征稿，稿件内容为针对当代艺术展览的艺术评论，投稿时间截止至2019年9月15日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、参与到艺术批评的写作中，征稿期间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将陆续邀请艺术界拥有不同身份、教育背景、实践经验的嘉宾展开艺术批评的系列活动。

艺术家真的需要批评家吗？

随着二战结束，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转到纽约，艺术批评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，其中格林伯格（Clement Greenberg） 批评大大推动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发展，并对后来的艺术批评产生重要影响。但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社会学的兴起，现代主义批评开始失去吸引力，艺术批评越来越重视社会学解读。70年代后的艺术批评增强了政治内容，特别是性别、阶级和种族的问题。70年代后期，来自巴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、雅克·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、 让·鲍德里亚（Jean Baudrillard）、利奥塔（Jean-François Lyotard）、雅克·拉康（Jacques Lacan）等人的理论成为艺术理论热点，不仅是现当代艺术，在各个时期的艺术史论研究中，都出现了“解构”和“考古学”讨论。自80年代末，后现代主义宣扬多种价值观，艺术批评变得更加多元，也解构了所有艺术的核心观念。美国哲学家丹托（Arthur Danto）宣称，当理论走向无限时，艺术作品反而接近于零，也就是说，艺术真的结束了。它转向哲学了。”

亚瑟·丹托（Arthur Danto）

近20年来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，艺术批评的地位直线下降，批评家们先是被策展人抢夺了话语权，批评家们制定的标准又不断被不受约束的艺术家挑战，国际上艺术批评死亡了的警告不绝于耳。在商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冲击下，艺术批评的“严肃性”受到严重质疑，批评家们很容易堕落为宣传者。

克莱门特·格林伯格（Clement Greenberg）

谈及批评家身份之意义，我们又必须看到今日的身份界限早已不再明晰。策展人、艺术家、批评家开始彼此介入，意味着这三种身份在彼此的领域可能既是当局者也是旁观者。身份界限的模糊并不代表“身份界限”失去了存在的必要，反而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身份的意义和作用。

所以，在推动艺术批评发展的同时，我们也在思考：当艺术家也开始介入艺术批评的时候，批评家这一独立身份的意义该走向何处？艺术家自己会否成为更好的批评家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艺术家又是以何种形式介入艺术批评（批判性文字？制作与展示自己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？制度性批判？）这样的介入较之于艺术批评者的视角又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？在这种双重身份之下，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应对他者的批评，又如何展开自我批评？另一方面，艺术批评者面临艺术家的介入，将如何保有评论的专业性、独特性和客观性？是争取其对艺术作品的访问特权，还是保留与艺术作品的距离？面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独特性的减弱，他们又该如何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并坚持下去？

为此，我们将邀请艺术家与艺术评论人、策展人同台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，以期激发对艺术评论、艺术创作等艺术各个领域更多维的讨论与思考。

邵亦杨

中央美术学院(CAFA)人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。其本科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，后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史论系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。2004年起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和教授西方美术史和世界现当代艺术，曾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——“西方现代视觉文化与艺术研究”——负责人，并荣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。主要著作有：《20世纪现当代艺术史》、《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》、《后现代之后》、《穿越后现代》。

圆桌嘉宾

高名潞

当代艺术理论家和策划人，命名、开拓和推动了85美术运动。他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，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批评和艺术史著作，包括第一本中国当代艺术史书《中国当代艺术史1985-1986》（合著，1988年完稿1991出版）等。近些年来，也致力研究梳理现当代艺术史和批评理论，发表了《中国极多主义》、《意派论》和《西方艺术史观念》等理论著作，尝试把当代和传统融合，探索新的理论批评视角。